洛克纳案的司法哲学(图)

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大转型”对法治“上层建筑”提出了诸多挑战。围绕洛克纳案的激烈争论,反映了当时司法哲学的巨大分歧。案件蕴涵的许多深层问题,如司法中立与能动的冲突、能动司法与福利国家的矛盾等,仍是今天法律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事过百年,重温洛克纳案中的司法哲学论争,有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审视“转型中国”的法治机理。

1897年,美国纽约州通过了一项旨在保护工人健康的法律,该法规定,纽约州面包坊的工人每天工作不得超过10小时,每周工作总时不得超过60小时。在当时,此类立法并不鲜见。在纽约市的三角地大火灾中,因为劳作环境的恶劣,安保措施的缺失,数百名青年女制衣工的生命被吞噬。面对血的教训和日益勃兴的劳工运动,立法者不得不正视工人的社会保障及工作环境问题,在此背景下,纽约州出台了这项限制工时的立法。

然而,洛克纳这位倔强的小面包坊主,两次违反这项立法,最后被判处50美元的罚金。面对这一处罚,洛克纳感到,自己辛劳经营祖传的面包坊,与工人同甘共苦,并没有侵害他人什么,所以他不接受这个结果。其代理律师认为,纽约州的最高工时立法限制了工人和雇主之间关于在面包坊工作时间的合意,这一立法无疑是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便剥夺了洛克纳及其雇工的自由,这与美国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是绝难相容的。在纽约州的两次审理均告落败后,洛克纳把此案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表决最终支持了洛克纳的诉求,否认了纽约州立法在洛克纳案中的法律效力。对此,美国法学家考克斯评论道:“洛克纳时代的判决经常被称之为能动主义者判决。不仅在诸如面包坊工人健康与工时的关系这类事实问题上,而且在契约自由与各种对立的公共利益的价值比较上,多数法官都毫不犹豫地用司法判断取代民意代表的判断。”结合当时美国盛行的弱肉强食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著名法律史学者施瓦茨干脆用“法律达尔文主义”来概括这一时期最高法院的司法哲学理念。

体现这种司法能动主义哲学的最彰明者,莫过于洛克纳案中的鲁弗斯·佩卡姆(R“f““ W.P““Kh““)官。在他眼中,洛克纳案不过是奥尔盖耶案和布德案的重申。在奥尔盖耶案中,佩卡姆坚持将契约自由上升为宪法原则。在布德案中,佩卡姆反对通过立法限制铁矿工人最高工时。在洛克纳案中,他也遵循了一贯风格及主张,拒绝接受纽约州以健康措施为理由的最高工时立法。

佩卡姆官的论理过程如下:州立法要获得维持,必须以“公共健康”为对象,并且必须有效证明被限制行业与身体健康受侵害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然而,纽约州立法没有做到这些,它既非针对公共健康的立法,也没有提出有效证据证明面包业必然伤害人的身体健康。更为关键的是,纽约州立法以公权力侵害了私法上的契约自由,而这一自由恰好是奥尔盖耶案中明确裁定的“个人自由之一部分”。他最后的结论是,纽约州立法,“并非一部关于任何合理意义上的健康的法律,而是对个人权利的非法干涉。”该法的真实目的不是保护工人健康,而是让州权成为“每个个体行为的监护人,或者家父。”

佩卡姆官的意见并非毫无争议地成为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在异议者中,官霍姆斯的观点格外引人注目,被许多学者视为美国司法哲学由自由放任时代向理性克制时代转型的标志,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霍姆斯在判决意见中指出:“宪法并不意图体现某种具体的经济理论,无论是家长制的理论,公民与国家有机联系的理论,还是自由放任主义的理论。宪法是为持有根本分歧观念的人民制定的。”在霍姆斯官眼里,宪法的功能不是裁制立法的合宪与否,根本上讲,它主要是为了均衡人民的法益。所以,立法是否合宪的根本标尺是人民的均衡法益。某种具体的经济理论一旦成为法官头脑中的主导思维,势必会以司法者自身的判断取代人民的判断。在民主社会,人民的判断权通常由民意代表通过立法程序来行使,对此,司法必须应当保持理性的克制。

从论证策略上看,霍姆斯巧妙地回避了洛克纳案中的实质性问题,即纽约州立法是否侵犯了美国宪法的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他集中火力,转而论证了司法审查的法理标准这一更为关键的问题。他的司法均衡论立场和理性克制哲学,半个世纪后获得了公认,并为后来的福利国家的兴盛埋下了伏笔、打牢了基础。时至今日,其判词反复为法学界引颂,而佩卡姆官,却成为与洛克纳主义扯上不良关系的被遗忘者。

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剧烈转型,司法能动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必须注意的是,司法的本质是社会法益的权威均衡,唯有保持理性克制才能维护基本的中立和尊威。洛克纳式的“能动当事人”与佩卡姆式的“能动法官”相遇,对于司法的理性而言,未必是好事。但司法异议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可以让我们在主音之外,听闻未来法治的先声。司法哲学论争的背后,潜藏的是政体和法治变革的无穷动力。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ajfac.com/,欧联沙姆洛克流浪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